朱熹以探六经百氏之奥，寻立身行事之方为己任，一生主要是致力于学术上钻研、著述和讲学，他博闻强记，广读群览。他主张学以致用，写文章也要平和流畅，释义清楚，不重形式和铺陈。同时，朱熹十分的谦虚逊让，在自身努力读书、不断汲取古人智慧的同时，还不忘博采众长，和当时一些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学者僧儒、甚至是不同学派、不同见解的名人学究进行学术探讨和交流辩论，以期达到增加了解、相互学习和共同提高的目的。著名的“鹅湖之会”和“岳麓会讲”就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两大盛事，也是朱熹虚怀若谷、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。淳熙三年（1176年），朱熹和吕祖谦一起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、陆九韶、陆九龄兄弟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，交流思想。虽然朱陆同属理学一家，但陆属主观唯心论，朱属客观唯心论。陆九渊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、善、美，主张“发明本心”，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、善、美，达到自我完善。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。因此，二人辩论争持，异常激烈，虽然最后还是各持己见，不欢而散，但极大的促进了理学的传播和弘扬，从此有了“理学”与“心学”两大派别。“岳麓会讲”是乾道三年（1167），朱熹偕学生林用中、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，与张栻会讲三个月，会讲的主要议题是“太极”和“中和”，然后同游南岳。朱张会讲，盛况空前，学生多达千人之众，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，时人描绘“一时舆马之众，饮池水立涸”。其声势为全国之最，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，才去短集长，臻于成熟。这次会讲，加深了论辩双方的相互理解和认识，更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，是程朱理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。

淳熙八年(1118年)，朱熹还率僚友及诸生请持不同学术见解的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《论语》的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章，以他人的不同见解和学识来佐证自己的发现和认识，他的这个举动，不但让“心派”弟子感到意外，也让“理学”弟子大感吃惊，更让陆九渊十分感动和敬佩朱熹的为人。他的这种虚怀若谷、海纳百川的胸襟，古往今来，实属罕见，堪称学术界的典范。

朱熹一生十分重视教育，走到哪里他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。他不但动员官府恢复或修建书院，他自己任职之所到之处都是竭尽全力整修学堂校舍，募集学校藏书，动员邑内百姓无论贫富贵贱都可送子入书院读书。遍访名师高才到学校任职，甚至只要时间允许，他自己还去学校亲自教授。他提出要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，要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。1164年，他在故里修起“寒泉精舍”，住此十余年，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，并从事讲学活动，生徒盈门。1178年朱熹出任“南康知军”之时，尽管他时应故交好友的规劝重新入仕，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。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，建立“白鹿洞书院”进行讲学，并制定一整套学规：“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”的“五教之目”。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谨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的“为学之序”。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惩忿窒欲，迁善改过”的“修身之要”。“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的“处事之要”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的“接物之要”。这个“白鹿洞书院”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，而其“学规”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，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。